心理學家馬斯洛說過：「我們都需要安全和保護。」家庭，保護著我們的安全；家庭政策，則捍衛著我們的家、國和社會。

公元四世紀，基督教成為羅馬帝國的國教，信仰價值觀開始置換著帝國的政策，引導國家社會之道德風俗走向。羅馬人重法，道德風俗卻並不特別合理和出色，希羅文化的婚姻風俗要在基督信仰之修正和陶冶下，才逐漸走向較合理和健康的「異性一夫一妻制度」，自此，「異性一夫一妻制度」大體成為西方社會主要的家庭和社會制度。單純（相對於其他婚姻制度如一夫多妻制家庭內部之複雜乃至勾心鬥角）、穩定（講求從一而終的終身委身精神）和豐富（一夫一妻制無疑提升了婦女在婚姻中的地方，合理平等的兩性關係至終豐富了婚姻本身）之家庭婚姻制度，為西方文明預備了一個安全、豐富和孕育的圍牆，讓西方文明得以在相對蠻荒中成長為今天傲視全球的當代文明（事實上，不同於今天，二千多年前的歐洲並不特別優良於亞非二洲，四大文明古國就無一位於西方之歐洲）。可以說；單純、穩定、豐富之家庭，誕生、保護和孕育了當代最善良、人道和先進的西方社會和文明，為人類文明留下無可替代之貢獻。

但遺憾的是，這種歷史的結晶今天受著某些西方國家愈來愈「鬆脫」和「多元」的家庭政策所威脅和裂解：如去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英國的「公民結合條例」生效，同性戀伴侶可正式登記結婚；又如去年六月加拿大和西班牙分別通過「同性婚姻法」，又如一九八九年丹麥通過了「登記同居伴侶法」，登記成了同居伴侶者，其權利基本上與傳統婚姻者相同，凡此種種事實上往多元婚姻之路挺進的政策，無疑是令人擔心和憂慮的。我們憂慮的是，如此之政策轉向，無疑至終徹底裂解傳統家庭，家庭特質從此由單純、穩定、豐富轉向複雜 、混亂、斷裂（同居伴侶一般委身較低）和同質（如同性伴侶之同質性），這既違反歷史由一夫多妻走向一夫一妻之特質，復更將當代文明之家庭基礎鬆脫和滑動，圍牆既倒，危牆立成，這又豈不令思者憂心，智者愁慮。